汉城奥运: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拐点

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在世界地图上,韩国似乎只是个很少被人发现的一个小国。祖国不能给出外闯荡的韩国生意人依靠。那时,“韩国制造”是粗质廉价的代名词。

第一个承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给了世界一个惊奇。之后,以汉城奥运会为起点,韩国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从1985年到1990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跨越了原始积累,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国家。

“东亚民族都有极强的家国意识,大韩民族尤其充满着如同劲草般刚强不屈的好胜心,有把那些诅咒、讥笑当苦药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儿”。当时的汉城奥运会组委会委员长朴世直对记者说,“对这种精神力量的发掘,是汉城奥运会最大的成果。”

汉城奥运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汉城经验能给中国多少启示?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采访组来到首尔,探访了亲历汉城奥运会的官员、策划人、导演、记者和普通百姓。

堵车是汉城最臭名昭著的缺陷,能克服吗?奥运会前每个韩国人都心里打鼓。当时,单双号执行了一年多也不见成效。然而临近奥运会,几乎在一夜之间,道路畅通得“连警察都不用管”了。汉城的车流量一天缩减了23.5万辆。

朴世直先生曾亲见一辆违规上路的车,遭到了好几辆车的围追堵截。停下后,出租车司机、私家车主都下了车,指着违规司机的鼻子训斥:“赶快回去,你是在破坏我们国家的荣誉!”

这种突变并不只是表现在交通上。“高丽时间”——历史上西方人为讽刺韩国人不守时给他们起的绰号。奥运会中,韩国人风格陡变,安排比赛严谨准确、有条不紊,正点开赛率达到97.20%,突破了奥运史上的纪录,有外国记者惊呼,干这一切的是韩国人还是德国人?

韩国人酷爱吃狗肉,而在西方人看来,这太残忍,难以接受。为了国家形象,汉城人齐刷刷戒了16天狗肉补身汤。“不是不难受,是为了客人,不得不委屈点自己。”《朝鲜日报》的体育部部长玉大恒回忆说。

由于在田径项目上韩国人几乎没有夺金点,体育场观战的人稀稀拉拉。萨马兰奇先生看了直摇头。“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办好奥运会”组委会向汉城市民们提出了号召。第二天,田径场爆满,虽然这些观众提不起兴致也不甚懂得其中奥妙,但大家还是坐在那里礼貌地鼓掌助威。

“那段时间,全汉城像是形成了一个善性的气场。”玉大恒说,买东西如果有人加塞儿,大家会走到他面前,投去鄙夷的目光,“这种目光非常尖刻,任何人都受不了,逼你回到队尾。”

当外国人问路的时候,市民会微笑着打招呼、指路,然后等在那里,目送客人的背影离去。如果他走错了,韩国人会追上去告诉他正确的方向。

据《朝鲜日报》报道,汉城的小偷在奥运会前一起开了个会说,这段时间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放假吧!奥运会期间汉城的犯罪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小偷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说明了汉城从上到下都动员起来了。”玉大恒评论。

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被设定为两年后奥运会的彩排,开幕的日子也被安排在了9月17日。那一天,却下了一场暴雨。所以,奥运会一天不结束,国民们一天心里不踏实。

女作家姜惟一在雨中正路过国立博物馆,她心里一动,停下车,真诚地为奥运会做了祈祷。“在这漫长的7年里,说实在的,这是第一次。当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一个事实,在这场暴风雨中,无数和我一样曾经对此漠不关心的人们,正一改昔日淡漠的态度,用自己的方式祈祷,恳求开幕式这一天风和日丽。”

天从人愿。奥运会开幕当天,不仅大雨不曾降临,一直持续要求民主的活动也戛然而止。

虽然今天记者在首尔,几乎听到所有的韩国人都赞美汉城奥运会是“神的作品”,是韩国全体国民的杰作,但在政府拍板申办前后,人们却普遍对奥运会不那么“感冒”,反承办的游行席卷全国。

“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韩国经济刚刚复苏,政治动荡、军事独裁,我上大学的4年换了3任总统,韩国人民每天都生活在示威游行之中。而且当时奥运会是强国的午餐,需要倒贴钱,很多国家举办奥运会后是拖垮了GDP、拖出了赤字,百姓负担很重。”玉先生介绍。

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政治动荡、国际形象不良的国家,它能申办?

朴钟圭是当时韩国奥委会主席,他力促总统进行这次“冒险”。他进言,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的经济水平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只不过884美元。通过奥运会,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战败国日本。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崛起,该国还借此机会,创造了在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立足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创造这样一种机会,让韩国国民以巨大的信心和力量,使他们感到自己和发达国家的人民肩并肩、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大学生、白领、工人反对承办奥运会的游行却一浪接着一浪。大家认为,反对承办奥运会就是反军政府,就是支持民主。

1987年韩国客机爆炸,200多名韩国乘客全部遇难,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外国记者不断质疑韩国的承办能力,要求将奥运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举办。

在汉城奥运会之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也进行了抵制,这成为奥运史上最难堪的两届奥运会。

促成两大阵营的和解,是汉城申办奥运会最大的砝码。但在如此形势下,韩国能做到吗?

“太不容易了!”时任体育部部长的李世基谈起那段经历仍然心潮澎湃。由于当时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只能抓住体育领域里的一切机会进行沟通。李世基先生记不清他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这样做不仅辛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一次他刚刚降落在东欧某国的机场时,几个大汉试图将他绑架,双方发生了冲突。好在在场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他才虎口脱险。

“越是艰险,越是激发人的斗志。”经过努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悉数出席了汉城奥运会,重新完成了奥运大家庭的大团圆。当年有160个国家派代表团来到汉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超级大国没有做到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了,这是多么长国人志气的事!”李世基说,当开幕式唱起主题歌《手拉手》时,全场一起高唱,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手与手相牵,心与心相连,打碎重重阻隔,我们心手相连到永远……”

在奥运会前,朴世直先生最喜欢的演讲题目是《如果汉城奥运会失败了》。“万一这次奥运会以失败告终,韩国就没有希望了。到时候我们会陷入思想混乱的局面,无法从自暴自弃的劣等思想中解脱出来,成为葬送韩国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的千古罪人。从此韩国人将失去信用,给世界造成坏印象,经济面临困境,国家信誉下降,韩国制造的声誉也随之受到影响。”

以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朴世直率领的奥运会筹备团队调动起每个国民的危机感。

1987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大名鼎鼎的反对党领袖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和萨马兰奇坐在一起。

“我理解你们在政治上反对军事独裁,但奥运会对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韩国国际地位提升了,对每一个韩国人都有好处。”面对为此疲惫奔波的萨翁,“三金”被说服。他们在奥运会问题上与执政当局达成了一致。韩国国内政局开始步入稳定。

为了说服这些宗教人士,朴世直利用节假日走访其主要领导人,他苦口婆心:我们是想向世界展示,5000年来一直热爱和平的大韩民族是有力量办好奥运会,真正实现爱和慈悲的宗旨的。

佛教信徒们逐渐接受了他的意见。在一次为奥运会祈福的活动中,朴世直以主人身份与他们共同合掌行礼,而这却引起了基督徒的不满,“作为基督信徒,你怎么能行佛礼?”

朴世直坦然说,奥运精神应该超越所有的政治理念、人种和宗教,没有尊重就没有和谐。在他不断地对话、座谈、做工作后,许多人转变了态度。“到后来,形成了各宗教团体团结一致,共襄奥运的局面。”

韩国奥委会提出的目标——必须发动每一个韩国民众,减少局外人,冲破贫富和贵、贱的壁垒。

在举行火炬传递的地方,韩国组委会特地邀请了司机、清洁工、农民、矿工等参加会议,而且还邀请了一些老寿星。

的士是韩国的窗口,朴世直先生亲自陪着汉城的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家属参观奥运会场馆。“力争让人们感到,奥运会并不只是特殊阶层所享有的,而是全民共同参与的事情。”

开幕式的集体舞有53%的职高生。训练之初,一些承担任务的名牌大学的女生受不了苦退出了。

虽然职业会考近在眼前,她们仍全身心地投入排练。“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演员,能见证自己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并为它付出汗水是多么光荣的事”。女生们在奉献的同时也逐渐洗刷了心头的“劣等感”。

1986年亚运会开幕式预演的时候,大学生志愿者竟然在选手村静坐示威。因为他们没想到,天之骄子参与亚运会工作就是刷厕所,累得要死不说,媒体还批评他们没有打扫干净。

韩国主妇协会来到奥运村。这些家庭妇女多数来自良好的家庭,却跪在厕所里,把便池刷得亮亮的,对大学生问寒问暖,还煮年糕汤给他们吃。

得道多助,要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无私支援,最重要的是,组委会要有开放的胸怀。

当制鼓匠家的三儿子金宽植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龙鼓,禁不住泪流满面。

1981年汉城申奥成功的时候,35岁的金宽植作了一个大决定——为奥运会献上一面“世界上最大、鼓音传得最远”的鼓。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心愿。

他自费从美国买进了5头体重在1550公斤左右的种牛,和落基山上生长的年轮为198年的美国松木,严格按照韩国制鼓的工序进行了操作。1987年4月,这面巨鼓制作成功。

金宽植从没有跟奥组委打过任何招呼,没有得到授权。当时有人出1.5亿韩元的高价要买这特大的龙鼓,被金宽植拒绝了。

龙鼓送到奥组委,开幕式总导演表在淳眼前一亮。他正在为如何表现龙的创意伤脑筋呢。龙,是韩国农耕社会时期风调雨顺的象征,国民非常看重。而在西方人眼中,龙是恶魔,不被接受。怎么办?龙鼓正好取了个折衷。

“这意外的收获,倒成了整个开幕式的神来之笔。”表在淳说,其实开幕式设计的全过程,从专家到底层百姓都在献计献策,“有价值的民间建议不会被忽视。”

开幕式的赠券少得可怜。奥组委除了将免费入场券留给总统夫妇和三部要员外,都给了模范市民。

模范市民来自全国各行各业,有清洁工、矿工、护士、公共汽车售票员、渔民、邮递员、预备役军人、农民、教师、孝子孝女等。

“体育场里面7万人,只有8%的韩国观众,而外面有100多万人在汉江边观看。”表先生介绍,组委会甚至放弃了彩排需要保密的设想,两次有20万韩国人前来欣赏观摩。

闭幕式后,演员们也没有回家。他们充满热情地再次为所有的志愿者表演了一遍。奥组委人性化的安排让很多普通人至今难忘。

汉城奥运会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城,汉城走向世界”。这一年,15740名记者来到汉城采访,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运动员人数。85个国家的160家电视台转播了奥运会实况,转播时间总计9200小时。

“汉城奥运会的采访报道活动是世界新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朴世直对记者说,“韩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如此集中地展现,还是第一次,真可谓是千载难逢。所幸的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电视镜头下的汉城惊艳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简直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朴世直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奥运会结束后,他去苏联访问,过海关,负责安检的苏联官员把前面的日本人上下翻了个底朝天。韩国人在后面嘀咕:我们也要被搜身了。

出乎意料的是,士兵看到韩国人身上戴着奥运会吉祥物“太极虎”,脸色立刻阴转晴,竖起大拇指:你们办了最好的奥运会。放行了。

奥运会后,韩国记者被允许进入克林姆林宫。接着,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1988年后的5年内,韩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一跃跨上世界政治舞台。

据奥运会后的一次民意调查,87%的韩国人认为奥运会让自己感到自豪,56%的人认为,它推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在问到奥运会给人最深印象时,“看世界的眼光”列第二位。79%的被调查者表示“奥运会开阔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国际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

在首尔采访,我们看到,餐厅的厨房是透明的,在主要的街道上,每隔150米左右就设置一个公共卫生间,沿街道两侧的商店、写字楼、宾馆的卫生间都要向市民开放。现在的韩国卫生间不仅干净,而且装饰漂亮,飘扬着优美的音乐。

“这些都给汉城奥运会打下了基础。”李世基介绍说,当时由各种民间团体发起了名目繁多的运动,像“亲切运动”、“清洁运动”、“排队运动”、“红绿灯运动”等。

他印象最深的是“微笑运动”。“韩国人和其他东方人一样,不习惯跟陌生人打招呼,表情老是木呆呆的。”李世基说,奥运会前,韩国号召大家碰面要相互微笑,“开始是挺别扭的,但坚持做,大家都做,也就慢慢习惯了。”

“微笑运动”果然取得了奇效。苏联《真理报》一位记者的报道比较典型:“汉城所具备的各种体育设施堪称世界一流,韩国人的传统微笑和高雅礼貌令人难忘。”

能做到这些,归根结底,是韩国国民的家国意识。许多韩国百姓的思维很简单:“反正要干,索性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这就是汉城效应:历史积淀的家国情结被奥运会激发出来,再融入韩国人的血液中,延续下去。

“所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有韩国的普通百姓将自己的金银财产捐给国家,摆出了与国家同进退的姿态。”朴世直先生说,“奥运会带给韩国人的是一种国、民一体的动员,大家坚信,只要把每一个家庭的东西聚在一起就能帮助国家渡过任何难关。”

照片:世界最大的龙鼓是开幕式的意外之喜。它是一个制鼓匠人自发制作献给汉城奥组委的。《朝鲜日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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